“您来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您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又想从中国带走什么？”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问，套用在外资企业身上再合适不过。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从中国带走了什么？在其进入中国30周年之际，对这一命题的求解显得很有必要和顺理成章。
外企来了
至2010年，跨国药企进入中国已有3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制药公司均已在华设生产基地
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同年，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此时的中国，国民健康水平很低，医药工业亦非常落后，亟需引进外资给国民经济输血。
率先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来自日本。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就是日本，走访日本企业并鼓动投资中国是他此行的重要事项之一。
1979年1月，精通日语、英语的林栋被调到医药管理总局外事局工作，是年10月，他开始与日本大冢株式会社接触，与此同时，与瑞典的医药合资谈判也开始了。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合资法》）还未出台，为了吸引外资，中央提出外方股份不低于25%，但对上限没有要求，后来在是年7月出台的《合资法》也沿袭了这种思路。
实际谈判时，外方总是要求提高股份比例，对企业绝对控股。林栋则坚持认为，各自50%的股权比例是谈判底线，因为这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此外，在中国建厂，应由中方出任董事长。
这可能是中国药业激荡30年中最令人震撼的历史画面：1980年8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成立合同签字仪式上，林栋和大冢明彦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署了《合资经营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合同书》、《技术合作合同》和《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章程》三份文件，由此开启了外资制药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其后，在接下来的5年，中国大冢、上海施贵宝、无锡华瑞、西安杨森和苏州胶囊先后在中国顺利建厂投产，这5家最先在中国成立的医药合资企业被业内称为“老五家”。
1990年代初中期是外企进入中国医药领域的一个高峰，罗氏制药、阿斯利康等大公司相继入驻。至2010年，跨国药企进入中国已有30年，世界排名前20位的制药公司均已在华设生产基地。
总体而言，跨国制药公司在华投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跨国企业主要通过技术授权等手段，利用中国医药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在华设厂和分公司；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主要通过在华建立独资或合资企业等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第三个阶段则是中国加入WTO 后，跨国企业通过独资、加快并购中国本土医药企业等手段进行新一轮的产业整合，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并加大在华的外围技术研发力度。
现在，跨国药企已经从过去单纯以注重产业投资为主向产业投资与研发投资并重转变。金融危机也促使跨国企业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加大投入。
带来什么
在中国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和医药工业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外资药企给中国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变，其在华发展的历程也融入了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GDP增长了近77倍，医药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17%上升至2008年的2.73%；30年经济环境的变迁，同样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影响。得益于国内GDP的增长，30年来中国人均卫生费用增长了64.13倍，人均用药水平则增长了92.1倍。
同样，中国医药工业和药品出口也有了质的飞跃：2008年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5.7%。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有 18%左右的增长。中国药品出口额占全球药品出口额的2%，但是药品出口的年均增速已经达到20%以上，而国际平均水平是16%。
那么，在中国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和医药工业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外资药企做了什么？实际上，外资药企给中国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变，其在华发展的历程也融入了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历程。
我们不妨试着归纳一下外资药企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可能有更多，但一想便知的就有这么几个：
第一，提高了中国的国民健康水平。外企进入中国，第一个带来的就是新药，满足患者的需要。比如，在中国现在销售最大的3个品类是抗感染类、心血管类和抗肿瘤类，其中大部分产品由外企提供，填补临床治疗空白性质的新药更是不胜枚举。
第二，促进了中国专利保护的相关法规建设。医药外企有一个共识便是，近年来中国在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92年，中国第一次修改专利法，开放对药品和化学物质专利保护，并将发明专利保护期从15年延长到20年；2002年，中国实行对药品未公开数据保护（保护期6年），同时增加了专利联结的有关规定，在新药专利失效前不准仿制药上市，以保护新药市场和鼓励研发。
即便如此，外企仍认为中国在相关的专利保护法规方面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建议增加专利期补偿机制、增加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等国际通行做法。
第三，推动了中国的新药研发。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原经济政策总监戴维·韦伯博士在21世纪初期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案例研究工作。他的结论是：中国是最具潜力参与全球创新药品研发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市场规模、患者人数、科研人员的数量，还是从政策环境的持续改善上看，中国都将吸引这样的投资。
于是我们看到，近年跨国医药公司中国研发中心纷至沓来，在中国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MCT）也日益增多。虽然外企在中国的研发投资以市场为导向，但另一方面则推动了中国药品的研发，尤其是推动了中国药品的临床研究进展。目前外企在这方面亦认为，中国应该放宽MCT的审评权限，缩短外企在华新药上市时限。
第四，推动中国医药工业和药品监管与国际接轨。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药厂工程设计、药品生产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差距——1982年在筹建无锡华瑞的时候，中方的想法是在新建的无锡第四制药厂的基础上改建，结果外方评估后却发现，改造现有工厂的成本远远大于新建一个符合国际现行标准的药厂，于是不得不重新建厂。
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计划司司长韩立新指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医药工业设计参照的是原苏联的模式，而原苏联并没有施行GMP；改革开放后医药界引进外资，自然就引入了GMP。而除GMP之外，国外制药业有关环保、职业健康与安全生产的标准也是由合资企业引入中国的。外资的进入实际上推动了我国医药工程设计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合资企业在引入资金、引入产品与技术之外所做的不容忽视的贡献。1988年，卫生部出台我国第一部GMP法规，要求企业自愿参照执行。中国GMP的概念正式形成。
除了GMP，还有GLP、GCP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外企都是功不可没的。
第五，通过引进医药代表制度，建立了国内药品专业推广的模式，同时给中国医药行业输送了大量人才。医药代表在国外已有近40年的历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作为传递药品安全使用信息的桥梁，医药代表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医药代表不仅给医疗专业人员传递药品知识，推广新药，而且还收集临床药品安全信息，反馈给药品研制开发企业，为下一步改进或研发新的药品提供宝贵线索。上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的跨国制药企业在上市新药品满足病人需求、实施GMP保证药品质量的同时，也引入了医药代表制度。后来，医药代表成为中国处方药专业推广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推动了临床药学的发展。
中国外商投资协会药品研制与开发委员会（RDPAC）在2008年正式推出“医药代表资格认证”和“医药代表专业培训”（MRC）制度，目前，参加 MRC考试者已经超过2.5万人次，通过人数接近2.1万人。RDPAC的想法是将医药代表这一职业写进中国官方承认的职业目录，在未来对内资企业的医药代表亦开放MRC，推动MRC和资格认证制度成为医药代表职业准入的门槛。
外企还为中国医药行业输出了大量人才，西安杨森在业内被称为职业医药经理人的“黄埔军校”，源于其较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多年来培养的一大批优秀职业医药经理人至今活跃在中国医药行业的各个领域。
走向共赢
中外资企业共同推动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设；在资本合作中各取所需；合作进行新药研发，借船出海
外企影响中国，中国改变外企。如果说当初外企进入中国医药领域多少带点投石问路的心态，那么30年之后，一切都已变得清楚明了，这便是如今外企眼中的中国医药市场：药品市场地位不断提升，占世界药品市场的份额由1978年的0.88%上升到2008年的8.25%。药品终端市场的增长率为 19%～20%，超过了国际4.8%的平均水平。据有关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医药市场。
尽管跨国医药企业中国区的销售额占全球销售额的比重平均只有5%，但中国区的增长率显然令他们兴奋不已：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2008年业绩报告显示，全年销售额增长3%，核心营业利润增长9%，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业绩喜人，销售收入增长达到16%。瑞士诺华公司2008年在全球实现净销售额增长9%，达415亿美元，全年实现利润82亿美元，增长25%，中国区的增长率甚至高达29%。
金融危机对全球制药界的影响是从竞争走向竞合，从巨头走向寡头。金融危机和中国新一轮医改又促使跨国药企更加关注中国市场和加大投资。考虑到这层，近年来外企加强了对中国市场的攻略，在不遗余力引进新药的同时，亦开始玩起了独资、并购等资本游戏以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2006年1月，强生中国证实，已从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收购了其持有的上海强生制药10%的股权，上海强生制药由一家合资企业变成了强生的独资企业，由此掀起了近年来外资药企在华的独资浪潮。2007年10月，德国拜耳收购东盛“白加黑”案宗获商务部批准，迄今为止中国医药行业最大的一宗并购案诞生，拜耳耗资人民币10.72亿元收购东盛止咳及感冒类西药非处方药业务及相关资产，由此拉开了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大手笔并购的序幕。
2009年，中国正式启动第三轮医改。在国家崛起成为主旋律、中国医药市场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标志性的力量在于中国本土制药企业的崛起。30年沧海桑田，中国亦出现了一批有竞争力的本土仿制药企业和研发型企业，与外企同台竞技。
不难看出，走协作、双赢之路已成为内外资企业获得最大利益的选择。从近年的迹象来看，走向共赢至少已有三种方式：
一是共同推动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设。外企协会（RDPAC）发现，这个环境与内外企的企业性质无关，在中国有很多问题是整个药业都面临的。比如说药价虚高的问题，一方面是药品定价机制造成的，国家发改委24次降价，直接导致制药企业在医保目录内产品的利润大幅减少，尤其是内资企业因为大部分为仿制药，这种损害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是以价格为导向的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更是进一步严重地压低了制药企业尤其是内企的仿制药价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往的药品价格政策和集中采购政策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直接损害了国内制药企业对于新药研发的原始利润积累，而外企因为有专利药也有原研药，受到的影响反而小些。再比如医保谈判机制，中国一直没有引进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的这一机制，直到2009年末公布的新医保政策中才引入了这一机制，而这个机制的设立对于内外企都是有利的。
RDPAC近年已与国内行业协会，就中国药业存在的诸多问题鼓与呼，共同推动中国药业政策环境的改善。
二是资本合作，各取所需。从拜耳对东盛“白加黑”的并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以产品和销售网络为导向的并购。诺华制药相关负责人2009年底亦表示，会在中国并购一些优质的OTC企业，以补充自身的OTC产品和销售资源。通过这种资本上的合作，内外企可各取所需。一些内企也可以通过与外企的股权合作，不仅获得发展的资金、技术，而且还可以将自身的产品与技术借助外资的国际网络“走出去”。
三是合作进行新药研发，借船出海。近年跨国药企加大了对中国的研发投入，中国也抓住了这次研发东移的机会，诞生了很多合作研发组织（CRO），这些组织涵盖了新药发现、临床研究的过程，一方面在服务外企，另一方面也在积累中国新药研发的经验。而一些研发型的本土制药企业，如先声药业等，亦在新药研发上开启了与全球领先CRO公司合作的大门，借助他们在国际上的网络展开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为将来的国际化做好准备。
至于在中国新医改中内外企如何找准自身新的定位，是竞争还是走向竞合与共赢，这是另一个话题。
【文中部分资料和数据出自S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报告、中国外商投资协会药品研制与开发委员会（RDPAC）和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追求共赢—跨国药企在中国》】
外企引发的六个关键词
关键词：老五家
1980年8月，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和日本大冢制药株式会社共出资7100万元人民币，成立合资公司中国大冢制药，中国第一家外资制药企业诞生。
1982年5月，由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与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和上海医药（集团）总公司签约，共同投资11164万元成立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中外方持股比例为40：60。
1982年9月，无锡华瑞制药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560万美元，主要提供肠内营养产品和脂肪乳产品等。
1985年4月，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成立，由美国强生公司全资子公司比利时杨森制药公司与陕西省医药总公司、陕西汉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和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合资兴建，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中外方持股比例为48：52。
1985年7月，苏州胶囊有限公司成立，投资1600万美元，为中国引进了高质量空心胶囊技术。
关键词：医药代表
1978～1988年，中国最早的医药代表诞生，由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几家外资药企如西安杨森、中美史克和上海施贵宝等引进医药代表制度，后来医药代表制度成为中国处方药营销推广的一种常见手法。
关键词：广告语
1987年，“肠虫清，两片，中美史克”是中国第一条药品广告，这个简单的广告使中美史克的驱虫药“肠虫清”妇孺皆知。如今，广告宣传已经成为中国OTC药品营销的惯用手段。
关键词：研发中心
2001年1月，诺和诺德公司在北京建立了世界级研发中心，这是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侧重于基础研究。
2002年11月，阿斯利康东南亚临床研究中心在中国正式挂牌成立，该中心是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临床研究机构。
2003年10月，制药巨头美国礼来公司与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礼来实验室大楼正式落成，此举标志着跨国制药企业与中国企业在药品研发方面开始进入合作研究（CRO）阶段。
关键词：独资
2006年1月，强生中国证实，已从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收购了其持有的上海强生制药10%的股权，上海强生制药由一家合资企业变成了强生的独资企业，由此掀起了近年来外资药企在华的独资浪潮。
关键词：并购
2007年10月，德国拜耳收购东盛“白加黑”案宗获商务部批准，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医药行业最大的一宗并购案，拜耳耗资人民币10.72亿元收购东盛止咳及感冒类西药非处方药业务及相关资产，由此拉开了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大手笔并购的序幕。
记者观察
未来的博弈
■钟可芬
外资药企在华30年，演绎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30年河东，30年河西，至今仍然有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清晰辨认。
外资药企在中国是怎样的一种强大力量，大家有目共睹：
从外资药企股权控制程度来看，近年外企纷纷通过参股、并购或独资等方式扩大对华投资。截至2006年底，医药行业外资股权总额为55.94亿美元，而当年中国医药产业的总产值为692亿美元，外资股权控制率约为8.1%。近年外企呈独资化趋势，控股权进一步加大，到2009年底，外企的控股权已达到 10%。
制药外企在中国药品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到了何种程度？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在市场占有率方面，进口药、合资药的销售额占了整个药品市场份额的27%；在一线城市三级医院，进口药、合资药已占据60%～65%的市场份额。而且本土化生产的外资药在三级医院的市场份额上升幅度更为明显，从2002年的31.67%上升到2006年的40.16%。
针对如火如荼的新医改，一位同事日前有点担忧地问我，新医改未来三年药品市场将扩容2000亿元，但这种扩容更多的来自医保全覆盖和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的中低端药品市场。那么，都是专利药和高价药产品的外资药企怎么办？
怎么办？从现时外企的种种举措来看，他们的策略已然非常清晰：第一，引进更适合中国的产品组合，进驻二三线城市和基层药品市场。例如诺华旗下通用名药物生产商山德士的进入便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第二，呼吁改变游戏规则，例如针对将原研药排除在基层医院基本药物采购之外的政策，外企方正在为改变这一游戏规则而努力，而外企的政府公关能力一向很厉害。第三，主动降价，在药品采购和医保报销上与政府谈判，用谈判机制进入政府采购和医保报销范围。2009年11 月，GSK率先宣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降低药价的计划。随后，默沙东的舒降之率先与人保部医保司谈判，以降价入医保的手段换取市场增量，以获得相同甚至更大的利润。
还有，打出资本大旗并购国内潜力企业，获得更强的核心竞争力。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在2009年底瑞士诺华宣布收购中国疫苗企业浙江天元85%的股权，新医改防治并重，加大了对于公共卫生的投入，这使疫苗领域成为潜力巨大的一个细分市场。
但尽管实力强大的外企各种策略手段娴熟，仍然无法回避中国本土制药企业日益崛起的基本事实，竞争程度进一步加剧：在专利药研发领域，在高端药品市场，以先声药业、恒瑞医药和石药集团等为代表的本土制药企业正在崛起，对外企在高端市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在以前中国几乎是没有专利药的；在中低端药品市场，竞争对手则是数千个中国仿制药企业，如果比价格，外企的产品无论如何降价，都不会比本土企业有优势。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药品的质量正在提升，优质的本土企业其产品的质量水准提升更快。在这种情况之下，价格相对便宜的本土企业更容易胜出。这一点，从医疗器械行业中国本土企业的表现就可以看出，迈瑞医疗、东软医疗、乐普医疗等本土医疗器械企业已经崛起。
看来，同事的这种担心不是无来由的。未来，外企与内企将逐步走向竞合与共赢。但同时，竞争与博弈也将存在。
角力仍在继续，改变正在发生。下一个30年，又是怎样的一种格局，我们很期待。
